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統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及時把改革成果上升為法律制度；堅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次三中全會特別提到了未來的中國要強調法治的作用，這是看到了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如果法治不完善，各種生產要素就很難發揮作用。有這樣一個故事，銀行問客戶取錢干什么，客戶就說，取出來的錢再存到對面的銀行去。銀行又問為什么要存到對面的銀行去？客戶說因為對面的銀行送我一桶油。這家銀行就說，我也給你一桶油，能不能不??？這可能是一個笑話，但也是種奇怪的現象。這種行為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我們當然要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完善的法治是現代社會的標配，是文明社會的標志。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首先從法治開始。

一個國家有了完善的法治，有了基本的社會秩序，有了低成本的稅負，同時還有一個能夠激勵人們前行的制度，這個社會一定會繁榮發展。社會的繁榮與發展不是由坐在辦公室里的人想出來的，而是制度的作用，在法治和制度的指引下，每個人都會趨于理性。每個人理性地為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努力，企業也理性地努力增加利潤。就如亞當·斯密所說，這可能是一株有毒的花，但結出的卻是美麗的果。我們還是要深刻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

有人或許會想當然地認為，人們的主觀意志可以非常強大，強大到可以擺布經濟運行，但我始終不這樣認為。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的源頭來自于完善的法治，來自于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原則的制度。在我的底層邏輯中，特別重視法治和制度的作用，政策是在法治和制度的框架下起微調作用。但凡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政策不能決定一切。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是由政策的頻繁調整來影響，實際上這個國家的經濟一定會處在波動之中，這種波動當然不是周期因素引起的，我在很多場合講過，中國經濟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經濟周期特征，這正是經濟政策頻繁調整難以達到理想狀態的深刻原因。不能光靠政策去刺激消費、刺激投資。很多的投資和消費，存在一個預期的問題。有了預期以后，杠桿才起作用。當沒有預期或預期很弱時，杠桿的效力就會大幅度下降，政策就會失效。這就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一定要尊重法治和制度的基石作用。尊重法治和制度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尊重市場的作用。

這里并不是說宏觀政策調控不起作用，在現代社會，從大周期來看，經濟會有一些失衡，所以有一些必要的宏觀調控政策，需要給經濟和市場一些宏觀指引，這非常重要，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有這方面因素的重要貢獻。但是，我們不要迷信它，以為它能解決一切問題。要依靠法治和制度的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煥發出新的生機。這其中，包含了重視外部需求的作用。內部需求很重要，內部需求的擴張需要就業的增加、收入的增長以及存量財富的增值，這三個因素是內部需求增長的重要因素，有一個因素實現了都可以有效擴展需求。如果居民收入沒有增加，但存量財富增值了也可以推動需求。如果存量財富沒有增值，收入又在減少，就業有很大困難，消費是不可能增長的，這是經濟學常識。

對中國來說，外部需求特別重要。千萬不要認為中國經濟規模擴大后，靠自己消費就可以實現平衡。內部需求很重要，但不能替代外部需求。外部需求不僅僅是需求總量的擴展，更重要的是引入更高的發展標準。

實際上，我們在很多領域還沒有形成國際性標準，很多領域依然依據國際性標準來運行。所以，擴大開放很重要的是要按照國際標準，提高中國經濟的質量。只有不斷地融入國際社會，才能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好的作用。很多人覺得中國強大了，外部不重要，這是沒有看到開放對中國的巨大作用和深遠意義。開放是偉大而深刻的改革。中國社會只有加強與國際社會合作，才可以更有效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作者吳曉求，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家一級教授。原文刊載于《北京日報》2024年8月26日第10版。）

原文鏈接：[北京日報]吳曉求：如果法治不完善，各種生產要素就很難發揮作用——改革發展要依靠法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