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后，非傳統安全及全球治理的興盛，向世人昭示了一個全球治理日顯重要的國際社會面貌。然而，隨著美國相對實力的明顯下降，美國信奉自私特性的戰略競爭以及不斷向國家主義利益觀的回歸，昭示了霸權實力衰退背景下美國與國際制度、國際秩序的內在緊張關系。因此，重新探究霸權與國際制度之間的聯系，是捕捉新時期世界怎么了、發生了哪些變化的重要途徑。鑒于此，《霸權興衰與變動中的全球治理秩序》一書基于對霸權權力生成邏輯的再思考，給出了一個制度現實主義理論路徑的解釋，并提出了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新興大國應有的應對之策。

制度路徑：理論中庸的回歸

討論制度的來源及其戰略功能，在國際關系學術界并非新議題。自羅伯特．基歐漢等學者敏銳抓住霸權相對衰落之后仍會依賴其所建立的國際制度來維系后霸權時代的國際秩序，制度主義分析便成為主流的國際合作與霸權權力分析范式?？傮w而言，制度分析者對于霸權與制度之間復雜關系的研究，基本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向。

其一，本體制度主義。制度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功能性需要，比如在安全與經濟治理領域，制度可以維系特定的合作需求、減少交易成本，一些重要的國際合作需要通過制度中介發揮作用。在經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制度的本體作用得到更多的關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到特定功能議題的非傳統安全合作，國際制度的興起數量與速度預示著相互依賴時代的到來。凡此種種，皆表明制度主義者的主流預設在于制度的自我理性功能、利益和價值，對于主權國家有著特定的約束作用。在具體研究中，基于國際組織等制度形式的合作，以及在特定制度體系中的成員國權力，包括話語權、規則權力等議題也變得日益重要。上述視角強調制度對于權力的塑造作用，但仍是基于傳統的制度本體功能預設。

其二，工具制度主義。制度從誕生到自我發展，能夠逐漸產生特定的自我能力和自主性，但在現實主義者的觀點中，則更為強調權力與物質的本體作用?；诖?，制度的創設及其功能，都受制于特定的權力結構基礎，尤其是霸權的權力與戰略需求。在此意義上，美國作為霸權國，對待國際制度的態度則體現了工具制度主義的價值觀。具體來說，美國退出自己創設的國際制度，其理由也是認為這些制度并不能很好地維護自己的霸權利益。進而，制度可以成為霸權對外戰略競爭、打壓對手的工具和手段，制度更多是權力和博弈的平臺。

其三，中間制度主義。在制度本體和制度工具兩種相反的制度主義路徑中間，是否還存在一種"中庸之道"，制度與霸權的關系是否那么涇渭分明？對此，走中間道路的流派試圖避免非此即彼的判斷?；诖?，霸權的權力有著多重邏輯。傳統上的資源性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對于理解后冷戰時期的霸權國仍有價值，但在大國無戰爭且進入戰略競爭的時代，制度性權力更為重要。中間制度主義者試圖規避霸權國的戰略動機到底是物質性還是制度性的問題，更多從權力生產方式、霸權護持方式及對世界秩序的沖擊等方面辨析霸權國對于制度性權力的依賴以及可能帶來的對外戰略和全球治理影響。就此而論，中間制度主義的理論建構路徑，似乎體現了"分析折中主義"的價值，即超越范式之爭，只從現象問題及其解釋出發。該書正是屬于制度分析的第三種路徑，體現了方法論分析折中的理論運用價值。然而，該書仍不能避免折中方法的內在矛盾，進而，盡管本書試圖在方法論上運用分析折中主義超越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的范式之爭，但實質上仍偏向于制度主義的范式。

霸權護持：制度形式的變化

霸權的興衰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經典和根本性問題之一。霸權作為國際體系中的重要行為體，自身實力變化所帶來的對外戰略調整，以及全球治理與秩序影響，是理解當今全球治理變化的重要維度。傳統上，聯盟是霸權國進行戰略競爭或戰爭的重要工具。在大戰之后的全球發展時代，霸權國調整了聯盟的制度形式，引發了霸權護持的新方式新現象。這些現象就是該書所敏銳觀察到的聯盟異化、擴容以及聯盟網絡武器化等。對此，該書對于霸權護持的制度形式變化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化總結。

其一，聯盟制度的拓展。從戰略與安全關系來看，冷戰結束后聯盟制度更多向伙伴關系等松散的聯盟制度形式轉變。但基于霸權護持、聯盟功能擴散的視角，霸權國在后冷戰時期的聯盟制度出現了重要的新變化，這就是聯盟異化和擴容等現象。聯盟異化表現為傳統的聯盟承諾出現差異化的現象，比如不同國家、不同時期針對不同議題的聯盟承諾及其可靠性發生了變化。同時，聯盟的擴容表現為功能性的議題聯盟。這種現象彰顯了冷戰后大國安全競爭激烈程度的下降，以及在地緣政治、科技、經濟和非傳統安全等領域競爭性的加強，由此導致霸權國在戰略經濟、地緣政治經濟和新興領域的聯盟不斷增多。

其二，泛政治化的趨勢。傳統的相互依賴時代已經進入新的時期和階段，主要特征是霸權國可以利用相互依賴實現權力的再生產，并傾向于訴諸社會網絡的武器化、經貿相互依賴的武器化等進行戰略競爭。為此，霸權國成為將經濟議題、人文議題進行政治化和安全化的先鋒。經濟安全議題受制于政治關系，凸顯了霸權國在面對權力結構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變化時的戰略反應，已超出了傳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范疇，更多是納入了現實主義的戰略邏輯。

該書從上述兩方面提煉了霸權護持的制度形式變化及其內在的安全化和政治化趨勢，就此而論，這明顯體現了制度的工具性與戰略性的一面。換言之，該書在本體上又接近上述第二類制度主義，而非中庸與折中式的中間道路。

秩序圖景：全球治理的出路

由此觀之，全球治理秩序遭受的重大沖擊，其根源在于霸權國的實力衰退，以及在此焦慮、損失心理之下霸權國將制度作為權力的重要維度進行權力再生產?，F實中則可以看到霸權國不斷更新戰略手段，傳統的安全與經濟制度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在此背暑下該書描繪了未來全球治理的出路在于霸權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秩序和理念競爭。

其一，秩序競爭。二戰后，美國作為霸權國主導了西方國際體系的發展與變遷。然而，霸權國卻對自身歷史上創設的制度越來越不滿，因而采取重新聯盟化和集團化的方式，試圖重塑體現自身霸權意志的秩序。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不斷推動已有國際秩序朝體現全球平等、利益均沾等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發展。

其二，理念競爭。秩序之爭，其背后的核心是理念的競爭。西方傳統的以自由、民主為基礎的治理理念，在新的發展模式、非西方政治經濟增長模式的挑戰下，并不能有效地占據國際社會中的價值主導地位。就此而論，當今全球治理的困境，核心體現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發展赤字，皆源于霸權國自身不能適應實力衰退后的世界秩序變化和要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進程中，一些重大的突發性全球風險又會成為霸權國與新興大國開展戰略競爭的平臺。針對這些新的競爭對象，該書并沒有給予較多的系統案例分析，因此有待未來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此方面的研究。

對于如何理解后冷戰時期霸權國在實力衰退后的戰略行為，以及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機及其走向，該書基于制度性權力及其維護的邏輯，辨析了霸權國的戰略行為及其根源。在此意義上，該書增進了學術界對霸權行為邏輯、國際社會權力再生產以及制度與霸權復雜關系的理解。從學術邏輯來看，該書有助于增進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戰略研究的結合。從政策價值來看，該書有助于辨析霸權國的霸權護持戰略動因、影響以及思考有效應對之策。當然，瑕不掩瑜，該書在試圖選擇制度主義中庸路徑的時候，無論從理論本體歸屬還是方法論選擇上，都難以避免折中主義者內在的困境，即權力與制度關系并不能通過范式超越的方式解決。反而，在具體的聯盟制度分析等案例中，折中主義的道路經常會回歸到制度工具論的邏輯上?；蛟S，這也是包括該書在內的制度折中主義者難以徹底解決的本體難題。

(作者尹繼武，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原文鏈接：[中國社會科學報]尹繼武：霸權權力再產生的制度路徑思考